——[英]J. D. 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
引言
弗里德里希•卡尔•萨维尼（Friedrich Karl Savigny, 1779—1861年）及其历史法学派理论很难再去解释变动不居的技术时代与知识社会的某些法律现象。人们似乎再也无法从民族精神中发现、培植和巩固既有的法律传统。[②]因此，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柯•庞德（Roscoe Pound, 1870—1964年）说，“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社会生活环境的不断变化，则要求法律根据其他社会利益的压力和危及安全的新形式不断作出新的调整。”[③]法律社会学家们的思想还不能简单地用一句经验主义的话来说：“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④]，因为我们几乎无法再去“经验”这个突飞猛进的知识社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法律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之间的矛盾更加彰显，二者也表现出极强的张力；而与此同时，法律的回应性特征就日益凸现出来。[⑤]
一、知识社会的来临
社会发展线性进步理论给我们讲述了人类进步的单一故事：科学技术是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工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正向的、同步的，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决定和改善着生产关系，工业革命带着人们欢心鼓舞地步入现代文明。于是，我们只要不断地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生产力，就可以实现人类解放。[⑥]然而，事情发展得似乎并非如此明朗而清晰。法兰克福学派[⑦]的学者们认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中，统治者借着技术手段将自己的意志内化为被统治者的心理意识，使人们丧失判断能力、批判能力而成为思想僵化、缺乏革命精神的单面人；统治的合理性在生产力的制度化增长中获得了合法性的基础。这样，“生产力在其科技发展的水平上，在生产关系面前似乎有了一种新的状态和地位。这也就是说，生产力所发挥的作用从政治方面来说现在已经不再是对有效的合法性进行批判的基础，它本身变成了合法性的基础。”[⑧]按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年）的说法，即技术和统治——合理性和压迫——达到了特有的融合。因此，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成为作为意识形态的制度框架（der institutionelle Rahmen）的一部分。[⑨]这就表明，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现在已不再居于社会结构的最底层，也不再处于政治生活的幕后，而是居于前台，与法律构成同一层面（而不是分层）的共同体，从而影响着社会结构和社会范式。
社会学所揭示事实也正是如此。学者们认为，科学技术所改变的不仅是经济形态，而且对社会行为和结构具有重要的影响。他们将社会分为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三个部分。而社会结构又包括经济、技术和职业制度。由此，有学者分析道：
随着经济、技术和职业制度的变化，社会结构也将随之改变，而社会结构的改变将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但要研究经济形态的变化，同时也必须探索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只研究经济形态的变化，不研究整个社会的变化，经济形态的研究是难以获得全面深刻的认识的。换言之，我们既要关注知识经济，也必须重视知识社会的研究。[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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