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法制现代化
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法律正处在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之中，这是一个从传统的人治型价值——规范体系向现代的法治型价值——规范体系的历史转型。这场伟大的法律革命不是一个早上醒来的突发奇想，而是一系列复杂因素促成的产物。外来法律文化的影响是这一变革的重要催化剂。在新的世纪，当代中国的法律变革与正在蔓延开来的全球化趋势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颇为奇特的互动画面。但是，在全球化时代的法律重构进程中，当代中国的法律发展面临着新的严峻的挑战。捍卫法律主权，抵制法律霸权，反对法律殖民主义，防止中国法律发展的“边缘化”趋势，已经成了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12]有学者认为，我国法制正在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转化，从现实看，我国的法制已经不是传统法制，这表现在我国现有的法律已不同于我国古代的法律，它不再是伦理规范的法律化，而是由语义明确的法律规则构成的，而且有自己的配套机构，这种机构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国的法制并不是一种集权化的法制，法制所追求的也不是人治的境界，法律所倡导的也不仅仅是义务本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实行的是依法治国。但是，另一方面，我国的法制也没有达到现代法制所提出的要求，具体表现在：我国的法律在国家中的实际地位还不高，尚未达到“法治”水平；我国法律的独立性也很差，远远没有达到立法和司法的独立；法律规则虽然已是我国法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实际上起的作用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未能取代政策的地位；而且我国已存在的法律规则所组成的体系也达不到形式合理性。因此，我国的法制正处于转性转型之中，这是与我国经济正向市场经济转型相一致的。我国法制的过程不是一下子从传统的人治型系统飞跃到现代法制型系统，而是要经过“传统——过渡——现代”的演化阶梯。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会出现二元结构的现象，形成一种独特的法律价值取向。这就是说，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过渡性阶段，仍是人治型法律秩序与法治型法律秩序二元并存时期。在这样一个二元结构的法律状态下，往往会出现“法律失控”的现象。因此我们要尽量缩短这一过程，积极地推进中国的法律改革，促使中国的法制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转化，而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就是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3]
有学者认为，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片面强调“本土资源”和本土化，质疑法律移植；片面强调法的特殊性，否认其普遍性；片面强调传统习惯的特殊效力，否认法的权威，都是不可取的。[14]有学者认为，我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应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合理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实现传统与现代化的对接，实现法制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应在与国际法律体系接轨的过程中，保持本国特色，实现法制的本土化，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15]有学者还认为，“法律移植的最终结果就未来而言总是不确定的”这一观点，应该是比较容易接受和理解的有关法律移植的历史观念（仅仅限于法律移植问题）。因此，在面对是否法律移植的时候，我们的真正任务，不是看看物质化制度化的条件，至少，不仅仅是“盯住”这些条件。我们的真正任务，与其极为不同，恰恰是需要着重建设社会共识。法律移植的讨论，由此，也就将“条件是否具备”变成了“行动起来”的话语运作、共同的语言前进。在这里，我们依然需要贯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唯物主义思路：在法律移植这一特定语境中，将精神因素的重要提升在物质因素之上。毕竟，法律移植是广义“立法”的一种表现，其具体方案从而既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其在未来具有或然性，而且，在最终意义上，法律移植是应当在“法律与政治”的应然关系中展示自己正当性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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